有关专家介绍，许俊自幼酷爱紫砂艺术，在陶瓷艺术熏陶下成长，高中毕业后开始学习制壶，经过多位名家细心指导和自己的不断学习钻研，制壶技术日渐成熟、完美，可谓是抟砂乐陶，琢璞成玉，尤其擅长制作各类方器。如今许俊已创立自己的“仁方壶艺”工作室，他经过多年孜孜不倦的追求，探索，作品集传统与创新，雅致的造型设计，刚正不阿的气韵与一体。多次参加宜兴传统手工制壶大赛，屡屡获奖，作品《阿拉丁神灯》被江西工艺美术馆永久收藏，作品《神龙腾飞》获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创新艺术金奖。

 

 

　　资料显示，2008年11月14、15、16日无锡宜兴市职称办组织对申报工艺美术低级职称职员进行了现场身手查核，经专家组查核、评委会评审通过助理工艺美术师117人，工艺美术员212人。许俊当选为助理工艺美术师。

 

 

　　选一把好壶，沏一壶好茶，在饮茶品茗间，人们“谈笑天地远，艺臻今古馨”，许俊所制的紫砂壶技术手法娴熟，做工精细，线条流畅，具有古朴典雅，端庄大方的特色，壶与方中见精神，朴雅中见神韵。紫砂器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具备将陶瓷、篆刻、书画等多种艺术门类融合一起的特质，小小的紫砂壶，意象万千，思想与文化皆沉淀其间，是世间不俗之玩物。

 

 

　　中国陶瓷工艺是博大精深的典型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诸多门类的陶瓷品种深深地映衬着民族的风格和地域文化的特征，然其共同的生命支撑都具有强烈的不屈不挠的文化追求， 由传统习惯形成的文化现象百变不离其宗地衍生和成长， 以不同的生活方式传达创造者的自信，使其融入新的社会环境和新的文化内涵，而且与其他文化现象相以借鉴和渗透，地域文化是发展这种文化的母体和催生剂，宜兴紫砂陶器文化即具有这种特征。

 

 

　　吴越地处太湖流域， 孕育了中国灿烂的吴文化， 其发达的农业和悠久的陶瓷业二者所产生的文化传播是它的主要成就。地处太湖西岸的宜兴史前已很，发达， 陶器制作和农业耕作形成了人性中最永恒的文化价值。宜兴地理属天目山余脉， 境内山峦起伏，沈溪纵横、蕴藏着丰富的陶土矿源，制陶史迄今已有7000余年。其主要甲泥陶土得天独厚， 尚无二家， 自北宋发现并利用其中的紫砂陶土更显珍稀。明代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泡茶的紫砂壶应运而生，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类型。茶在被人类发现和利用之初，仅作为一种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对人类的健康提供帮助和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而出现的，它所具备的文化因素也仅局限于一种推崇人类生存的生活资料这一最原始的人文作用上，从广义上讲，任何一种生活生产资料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成为文化要素的发展潜力，但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物质载体的却不多，然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一种文化的出现，必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背景，茶文化也绝不例外。茶文化最初的文化属性与陶文化的文化属性只有食用和使用的价值而已。直至魏晋时期，这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和渗透才形成一种有形的载体，至唐代已十分成熟，这关键是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艺术体系的建立。人们对物质需求的同时蕴含了可贵的精神特征。它是有许多相关的思想和文化或组成的一个聚合体，这可以是说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天人合一”、 “物我合一”的具体表现，完全是人为所至。紫砂文化启蒙者是紫砂壶， 明代洪武年间(公元1391年)泡茶开始流行，使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的“点茶法”出现了质的改良和形式上的变革，把茶置于容器中，加入沸水冲泡，且以个人享用为主，紫砂壶成为当时饮茶器的主角。较之其他茶器而言，紫砂壶的透气和符合人们心理接受以及与瓷器大相径庭的审美情趣。加之文人对造型、装饰的影响，迅速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茶佳器。当然这是到了明代正德年间以后的事。宋代江苏宜兴烧制的紫砂壶器还不是今天的概念所看到的紫砂壶，’诗人欧阳修“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所咏的还是煎煮和点茶所用的紫砂器，梅尧臣的“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是不是讲紫砂壶还有待进一步考证。长期以来不少人引用较多， 诗句里的“紫泥”实际上是封建朝庭信件的封口物， 即似目前古陶瓷鉴定用的火印。至明代正德年间，第一位有名字记载的紫砂艺人是供春，称其为“供春壶”的树瘿壶是仅存最早的泡茶用的紫砂壶，从那以后， 宜兴便以盛产紫砂壶驰誉天下，名匠名师时有出现， 时大彬以及惠盂臣等一批文人名师对后人影响极大。反映了从那以后紫砂壶的制作始终表现了强烈的文化追求特征。时大彬制壶周正敦实，朴素雅致，大气蕴秀，以竹刻留款，书法生趣， 赋予紫砂壶浓烈的文化气息。惠孟臣善制小壶，用泥考究，为闽地功夫茶的最佳选择，沿至今日。

 

 

　　清代紫砂茶具制作进一步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名彪青史的大家，陈鸣远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所制的紫砂壶，造型生动，做工细腻，刻画讲究， 富有哲理。文房雅玩，千姿百态。为我们今人大胆开拓表现题材作出了榜样。至清中叶，紫砂壶制作的文人化倾向越来越甚，文人们浓烈的文化追求，从设计款式到壶面装饰的书法金石使紫砂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装饰的陶刻手法有异，然抒情壮志，展示逸趣几乎成为主流，工艺制作的严谨到装饰手法的潇洒，孕育了一大批功成名就的制壶大家，这些大家大都是文化人。陈鸿寿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曼生十八式成为一时的时尚，其影响直至当今，陈鸿寿亲自撰写并刻绘铭文诗画，他在紫砂壶的形制和陶刻装饰上开创了一代新风，为紫砂注入了新的文化精神， 使壶型、铭文、画面的内容、布局及镌刻技法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民族的文化积淀和追求时尚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从民间流传直至成为朝庭贡品，在瓷器已成为主要消费品的清代中期，依然为陶器品种铸就了新篇章，紫砂陶器的独特与时尚为中华民族陶器文化延续了辉煌。

 

 

　　清末至民国初期，虽战乱频繁，然紫砂壶的制作却从未中止，遍布大江南北的茶肆酒楼， 到处都见到它的身影，大批的文人墨客与之结缘，而且已走向海外，不少海外游于视其家乡土、故土情，‘壶随携，铭记不怠其宗，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无论求学在美国、战乱到西南，都将紫砂壶作为家乡土不离其身，传为佳话。

 

 

　　新中国诞生以后，紫砂业以新的姿态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以朱可心、顾景舟为代表的一批名家大师作品立意高远，师古而创新，简洁中见繁复，平凡中见深远，质朴中见精神， 他们许多优秀的紫砂壶作品享誉海内外，也给后人留下了经典式的启示。随着新时期紫砂壶造型设计装饰手法的与时俱进，在工艺制作中的文化追求层出不穷，严谨中追求自在天成的感觉，做到形似、神似，从而力创自身的特色风格。高海庚汲取良诸文化玉器图案的精华， “集玉 ”以它精巧端庄的身姿淋漓尽致地展示传统文化的大气和纤细;李昌鸿、沈巨华夫妇的“竹简壶”，把古代竹简作壶体并镌刻孙子兵法，古朴庄重;施小马的“红与黑”在传统的基础上凸现了泊来文化的简洁和传统文化的雍容华贵;鲍志强、毛国强陶刻的画面把书法铭刻以新的面貌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顾绍培的竹塑壶身，壶名为高风亮节，文人化倾向十分强烈;谢曼伦以竹为题材的塑器壶，把文人壶的制作儒雅地宣泄着对美好的追求;笔者崇尚古文化，所制壶体具传统风格，装饰上将古代(出师表》《座右铭》 (诸子百家歌》镌刻于壶身，把文人壶推向了新的境界：沈建强以筋囊壶擅长，他的“英雄壶”周身108条筋线， 泛指梁山好汉，使人联想回味。当代紫砂壶的制作工艺在向高处攀登的同时，努力追求力接地气的意念，竭诚地反映我们新时期的生活和对美的追求，“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间产生了和谐的融合。追求文化即是对生命的追求，对朴素真实的追求，陶艺家们发自内心的艺术创作，文化倾向是他们的首选。在民俗文化、高雅文化、传统文化的广大无垠的空间里，不懈地拓取和创新，把紫砂文化的特征尽情地印证着。这种文化追求，不是那种空文化、假高雅，而是我们努力在信任人性中最永恒的东西。这种紫砂热始终沉浸在文化的氛围中，流派纷呈、新品迭出衬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健康而真实的一面。一部陶瓷生产史把宜兴推上陶都的地位，一把紫砂壶让宜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焕发了具有文化特征的新风貌，而宜兴这个古老的文化大县又支撑着紫砂业的健康发展。紫砂既成为与其他文化领域相互交融的润滑剂，又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利用“陶艺”的纽带把大家联结在一起。

　　任何工艺品的升华，从来都不拘泥于表面现象，它的民俗意向，地域文化，以及文化意向，文化追求，都表达着，对文化理念的探索和精神的依附。当今紫砂陶器的生存和发展，在文化追求的载体上产生了新的质的进步。在造型设计和工艺表达过程中，文化意识的支配和利用已成为普遍的价值观，不同的是各人的表达方式和内容相异而己。有的在传统基础上继承和创新，努力借鉴和融合其他工艺门类的文化特征和表达方式;有的是在主题思想上以有所选择的铭文和德治方面的格言在装饰上刻意创新;有的是以重大历史题材和值得纪念的内容在造型和装饰上恰当的表现。追求一种倾向于文化、有文化特征的审美情趣，使作品带有浓烈的文化信息。把紫砂文化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关系得到延伸的发扬光大，也符合当代社会文明和理性的诠释。

 

 

　　当代紫砂壶的制作工艺和装饰艺术，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紫砂壶造型和装饰的艺术之美、形式之多，题材之广泛，是当今任何陶器所无法比拟的，人们正以极大的热情去接受它，接受它的文化影响是主要的，独特的材质，优美的造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它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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